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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我说：没事，你说个地方，我后天回去，到上海找你。

此后我又有了一个女朋友，此人可以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她是我在大学里看中的一个姑娘，为了对她表示尊重我特地找人借了一台蓝色的枪骑兵四代。她坐上车后说：你怎么会买这样的车啊，我以为你会买那种两个位子的。

老夏在一天里赚了一千五百块钱，觉得飙车不过如此。在一段时间里我们觉得在这样的地方，将来无人可知，过去毫无留恋，下雨时候觉得一切如天空般灰暗无际，凄冷却又没有人可以在一起，自由是孤独的而不自由是可耻的，在一个范围内我们似乎无比自由，却时常感觉最终我们是在被人利用，没有漂亮的姑娘可以陪伴我们度过。比如在下雨的时候我希望身边可以有随便陈露徐小芹等等的人可以让我对她们说：真他妈无聊。当然如果身边真有这样的人我是否会这样说很难保证。

第一是善于打边路。而且是太善于了，往往中间一个对方的人没有，我们也要往边上挤，恨不能十一个人全在边线上站成一队。而且中国队的边路打得太揪心了，球常常就是压在边线上滚，裁判和边裁看得眼珠子都要弹出来了，球就是不出界，终于在经过了漫长的拼脚和拉扯以后，把那个在边路纠缠我们的家伙过掉，前面一片宽广，然后那哥儿们闷头一带，出界。

我深信这不是一个偶然，是多年煎熬的结果。一凡却相信这是一个偶然，因为他许多朋友多年煎熬而没有结果，老枪却乐于花天酒地，不思考此类问题。

我说：你他妈别跟我说什么车上又没刻你的名字这种未成年人说的话，你自己心里明白。

此时我也有了一个女朋友，是电视台一个谈话节目的编导，此人聪慧漂亮，每次节目有需要得出去借东西都能扛着最好的器具回来。她工作相对比较轻松，自己没找到话题的时候整天和我厮混在一起。与此同时我托朋友买了一台走私海南牌照的跑车3000GT，因为是自动挡，而且车非常之重，所以跟桑塔那跑的时候谁都赢不了谁，于是马上又叫朋友定了一台双涡轮增压的3000GT，原来的车二手卖掉了，然后打电话约女朋友说自己换新车了要她过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