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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以后我每次听到有人说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的时候，我总是不会感到义愤填膺，因为这世界上不会有莫名其妙的看不起，外国人不会因为中国人穷而看不起，因为穷的人都留在中国了，能出国会穷到什么地方去?

于是我掏出五百块钱塞她手里说：这些钱你买个自行车吧，正符合条件，以后就别找我了。

北京最颠簸的路当推二环。这条路象征着新中国的一路发展，就两个字——坎坷。二环给人的感觉就是巴黎到莫斯科越野赛的一个分站。但是北京最近也出现了一些平的路，不过在那些平的路上常常会让人匪夷所思地冒出一个大坑，所以在北京看见法拉利，脑子里只能冒出三个字——颠死他。

当年春天即将夏天，看到一个广告，叫时间改变一切，惟有雷达表，马上去买了一个雷达表，后来发现蚊子增多，后悔不如买个雷达杀虫剂。

我的朋友们都说，在新西兰你说你是中国人人家会对你的态度不好。不幸的是，中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也不见得好到什么地方去。而我怀疑在那里中国人看不起的也是中国人，因为新西兰中国人太多了，没什么本事的，家里有点钱但又没有很多钱的，想先出国混张文凭的，想找个外国人嫁了的，大部分都送到新西兰去了。所以那里的中国人素质不见得高。从他们开的车的款式就可以看出来。

这时候老枪一拍桌子说：原来是个灯泡广告。

此后有谁对我说枪骑兵的任何坏处比如说不喜欢它屁股上三角形的灯头上出风口什么的，我都能上去和他决斗，一直到此人看到枪骑兵的屁股觉得顺眼为止。

中国的教育是比较失败的教育。而且我不觉得这样的失败可以归结在人口太多的原因上，这就完全是推卸，不知道俄罗斯的经济衰退是不是人口太少的责任，或者美国的9·11事件的发生是否归罪于美国人口不多不少。中国这样的教育，别说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了，哪怕一个区只能生一个，我想依然是失败的。

过完整个春天，我发现每天起床以后的生活就是吃早饭，然后在九点吃点心，十一点吃中饭，下午两点喝下午茶，四点吃点心，六点吃晚饭，九点吃夜宵，接着睡觉。